从古走到今,走过了时光隧道!比丝绸之路还要早的茶马古道

说到孔笙导演,我们脑海往往浮现出他执导的良心剧《伪装者》、《琅琊榜》和《鬼吹灯》,殊不知早在2005年,孔笙导演就已经注意到了当时尚未成为热门学术题目的“茶马古道”,并为之拍摄了时代大剧《茶马古道》。

故事发生在1942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到最艰苦的阶段,缅甸沦陷,日军侵犯云南,滇缅公路被迫中断,至此,最后一条通向中国的道路也被切断,使国际援华的物资无法运入中国。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而贯穿滇、川、藏直达印度出海口的茶马古道成了唯一能运送国际援华物资的地面通道。

这时候藏族、汉族、纳西族、白族、普米族、回族、彝族等同胞的马帮组成浩浩荡荡的民间商队,延续着他们世世代代血脉相连的命运,走上茶马古道。大敌当前,生死与共,中华民族的优秀精神使各民族商帮之间所有的恩恩怨怨都得到化解,保证了抗战物资的运输和内地与滇、川、藏政治经济的联系,描绘了一幅幅悲壮、绚丽的史诗画卷。

而历史上的茶马古道其实早在两千多年前的西汉就有了影子。它不仅存在于西南的滇、川、藏之间,更藏身于西北的陕甘地区,与丝绸之路有着不解之缘。“茶马古道”还是我国学术界跨学科领域的大命题,是我国学术界在世界学术界的一张鎏金名片。接下来就让我们认识下历史上真实的“茶马古道”吧!

一、“茶马古道”的学术起源

中国与欧亚国家交流往来的传统线路和历史文化载体,从古代以来,载于史册的就有“蜀身毒道”、“金牛道”、“五尺道”、“褒斜道”、“广州通海夷道”等多种历史名词。现代研究者又根据地名、政权名、民族名、商品名等来归纳、命名多种古人未曾命名却曾对中外交流做出杰出贡献的古代贸易道路。如,丝绸之路、茶马古道、麝香之路、唐蕃古道、盐茶道、藏彝走廊、米仓道等等。

中国是茶之乡,川滇等中国西南地区是茶之源。唐代,吐蕃社会形成了饮茶风俗。北宋熙宁年间,朝廷设立了“茶马司”,负责收购茶叶和茶马贸易,并在陕、甘、川设置多处“卖茶场”和“买马场”,以此来控制边疆少数民族,强化中央王朝的统治,即所谓“以茶治边”。“以茶治边”的政策后为历代中原王朝继承,甚至上升为“以茶驭番”的基本国策。

1929年,美国人类学家葛维汉考察川康,留下了关于古道的诸多文字记载及图像资料。抗战时期,四川省教育厅厅长郭有守博士出于“救亡图存、开辟税源”的考虑,推动了十几次川康考察活动,详细考察了古道沿途的税源、资源。1987年,云南学术界率先提出以“茶”为主体的贸易通道。后又在《中甸历史资料汇编》里,提出用“茶马之道”来概括这种贸易形式。此后,学者们继续就“茶马古道”的历史地理、民族文化、社会经济价值以及意义等方面做了研究。“茶马古道”的研究作为一个整体概念形成了重新认识西南的研究新体系。

二、最重要的几条路线

(一)陕甘茶马古道

“陕甘茶马古道”,起自陕西紫阳,经石泉、西乡到汉中,在汉中“批验所”检验后,经褒斜道通往凤县、两当到秦州(今天水市),再经秦州通清水到庄浪,由庄浪至兰州、宁夏,汇合丝绸之路,通向西域诸国。

西北大学李刚教授认为陕甘茶马古道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第一条茶马古道,它对促进西部经济发展,保证边疆安全和民族团结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公元前216年,陕西商人乌氏倮发现“丝绸之路”,后秦始皇帝推动“丝绸之路”的开拓,最终由公元前139年张骞成功开通“丝绸之路”,

西域的少数民族自身需要的不是丝绸,但他们可以用丝绸来交换罗马人手里的黄金。他们真正需要的是中原的茶叶,这点和草原及藏区的游牧民族是一样的。

而在冷兵器时代,战马是基本的作战工具,但内陆不产良马,战马多产自西域、草原地区,尤其是阿拉伯和大宛的良驹。西域的战马常被引进中原作为种马,来改善中原马的基因。在这种情况下,以茶易马,使少数民族得茶而生活安定,又使中原得良马而壮大军威,形成共赢的贸易关系。

明初,茶马贸易几乎是由国家垄断的。洪武四年上谕,令:“陕西汉中、金州、石泉、汉阴、平利、西乡诸县,茶园四十五顷,茶八十六万余株。四川巴茶三百五十户,茶二百三十八万余株。宜定令每株官取其一。无主茶园,令军土摄取,十取其八,以易番马。”从此,在官府直接经营管理下,为向西域运送茶叶,逐渐开通了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条茶马古道——“陕甘茶马古道”。

(二)川藏茶马古道

如果说陕甘茶马古道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条茶马古道,那么川藏茶马古道则可冠上“渊源最长的茶马古道”,因为川藏茶马古道演化的时间更长,它的历史更为悠久。早在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时期,蜀地就已经将茶作为商品进行贸易。蜀地的商贾们也经常将蜀地特产与大渡河以西的邛、莋等部落交换牦牛等牲畜,故称“牦牛道”。

在唐代,吐蕃王朝对外扩张,除向南争夺南沼外,几乎都是经青海地区向北争夺河西、陇右。唐蕃之间使臣往来,皆是经天水、大非川、暖泉、河源、通天河到逻些(今拉萨)。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入藏亦是途径青海。故大唐与吐蕃的外交、贸易等往来通道是青藏道。

随着唐代吐蕃的兴起,唐与吐蕃的经济、文化交流空前繁盛,唐人的饮茶之风也随之传进吐蕃贵族之中,但尚未形成普遍的社会风气。据唐人封演《见闻录》的记载,开元以后,大唐茶道兴起,僧人们“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辗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茶以其特有的禅意颇受僧侣们的喜爱。汉地僧人饮茶的习惯后来也影响了藏僧,藏地饮茶之风先在寺庙中蔓延开来。

安史之乱后,中原尤其北方的生产受到毁灭性打击,唐朝急需从藏区长期输入牛、马等牲畜,而唐亦将茶、布匹等物资输出。于是官方的市易区随之设立,民间的贸易也渐渐兴起。大量廉价的茶流入藏区,为藏民们能够普遍地饮茶打下了基础。

随着吐蕃的分裂,至宋代,青藏道已失去原有的军事要道和官道的作用。但自唐代茶叶传入藏区以后,藏民饮茶成风。西北各族纷纷在沿边卖马以购买茶叶,而宋朝为了获得战马,便决定在西北开展茶马贸易,出卖茶叶,购买战马。北宋熙宁年间在四川设置茶马司,将四川年产3000万斤茶叶的大部分运往甘、青地区,同时设数以百计的卖茶场和数十个买马场,并规定茶只许用于买马,不得作它用,每年买马达15000匹以上。由此,青藏道由唐代的军事政治要道逐渐成为了茶马贸易通道。

从明代开始,川藏茶马古道正式形成。虽然宋元时期官方就在黎雅、碉门(今天全)等地与吐蕃等族进行茶马贸易,但贸易量较少,所售茶叶也只不过堪堪供应当地少数民族居民日常使用。直至明代,朝廷规定由川、陕两省接待藏区的入贡使团,而明使臣亦由川、陕入藏。由于明朝运往西北输入藏区的茶叶仅占全川产量的十分之一,其余川茶,则由黎雅输入藏区。所以,藏族的使臣纷纷从川藏道入贡。

“秦蜀之茶自碉门、黎雅抵朵甘、鸟思藏,五千余里皆用之。其地之人不可一日无此”。洪武三十一年,朝廷在四川设茶仓四所。天顺二年,又规定今后鸟思藏地方改赏食茶,于碉门茶马司支给。

这就导致鸟思藏的贡使只能由川藏道入贡。到成化二年,明廷更明确规定鸟思藏辅教、阐化、赞善、阐教四王和附近鸟思藏地方的藏区贡使均由川藏道入贡。而明廷则在碉门、雅州设置茶马司,每年将数百万斤茶叶输往康定转至鸟思藏,从而使茶道从康定延伸至西藏。而鸟思藏贡使的往来,又促进了茶道的畅通。于是由茶叶贸易开拓的川藏茶马古道正式成为官道,彻底取代了青藏道的地位。

(三)滇藏茶马古道

滇藏茶马古道与唐代吐蕃王朝向南诏的扩张和贸易有关。678年,吐蕃进入云南西洱海北部地区。680年吐蕃建立神川都督府,在南诏设置官员,向白蛮、乌蛮征收赋税,摊派差役。双方的贸易也取得了明显的进展,茶马贸易就是其中之一。其路线从大理出发,北上至剑川,再到丽江,过铁桥城沿江向北,经锛子栏至聿赉城,再至盐井,复沿澜沧江北上至马儿敢(今西藏芒康)、左贡,分两路前往西藏:一路由八宿,经邦达、察雅到昌都;一路径直由八宿至波密,过林芝前往拉萨。

滇藏茶马古道的贸易与前两条相比颇有些不同。陕甘茶马古道的贸易一般是由陕商将紫阳茶直接运入丝绸之路进行贸易。川藏茶马古道略有些复杂,贸易主要承担者几经变化,逐渐由陕商变成了官府,又由官府的专门机构在指定区域内与藩国使臣进行贸易。但是其中陕商的影子依旧清晰可见,只不过从贸易商转变为生产商和集中运输商。

而滇藏茶马古道则是多段式贸易:由云南内地的汉商把茶叶和其他商品运到该地转销给当地的坐商或者西藏的贩运商人,又从当地坐商那里购买马匹或其它牲畜和土特产、药材,再运至丽江、大理和昆明销售。藏商大多换取以茶叶为主的日用品返回西藏。

官府并非不想官营滇藏的茶马贸易,早在洪武十六年,明廷便置雅安茶马司,实行官运官销,“川中茶产……官自立仓收贮,专用市马,民不敢私采”。但行之不久,便因“商旅不行,课额遂亏”而难以为继。洪武二十一年,明廷不得不开放茶叶贸易,“题准四川布政司仍令民间采摘,与羌人交易”,让利于民。

二、对茶马古道价值的思考

茶马古道途径四川、青海、西藏、云南等省,跨越了多个西部民族文化的聚集地,成为民族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交融的最佳平台。

不同文化密切接触后的“涵化”现象,使两种文化变得相似。民族间相互的通婚,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发展,使得民族关系渐趋融洽。

尤其是川藏茶马古道,它是明代到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正道”、商道、贡道,更是晚清及近代反击外来势力入侵、反对西藏地方分裂势力的军事要道。

因茶马古道的繁荣,出现了陕、川、滇等地从事茶马贸易的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逐渐迁入青藏高原地区居住,并与当地人通婚、融合的现象,而藏区也有迁出的藏民,由此产生了民族交汇的现象。

茶马古道不仅是西部民族文化相互交流、融合的一个重要通道,也是促成各民族在情感与心灵上彼此亲近和靠拢的纽带。多条茶马古道就像一张由血脉和文化交织而成的大网,将生活在其中的各个兄弟民族紧密联系在一起,最终形成了今天的中华民族。

滇藏茶马古道上的阿墩子(今德钦县)、“日月城”(今迪庆建塘镇)、普洱、丽江等城镇,都是因为茶马古道而出现贸易市场,昌盛的贸易使得该地吸引了众多的人口,形成聚居地,并逐渐发展成城镇。

川藏茶马古道上的雅安、泸定、康定、德格、甘孜、巴塘、察木多(今昌都)、工布江达等城镇,在茶马古道兴盛后,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成为人流、物流的集散地。近代入藏人士林隽在其《西藏归程记》记述到:“理塘、巴塘、道孚、炉霍等集镇也都因茶叶集市和转运而迅速兴起和繁荣。特别是察木多因其为川藏茶路与滇藏茶路的交汇处,又是川藏南、北两路入拉萨汇经之地,各地茶商云集,也迅速成为‘口外一大都会也’。”同时这些城镇亦发挥了其辐射功效,带动了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促进了西南地区农业、手工业技术的进步。

在抵御外敌入侵方面,茶叶远胜于千军万马。明代首辅杨一清在主政陕甘时修筑了大量的碉堡,却仍然抵御不了鞑靼的骑兵。后来他才发现“且金城以西,绵亘数千里,以马为科差,以茶为酬价,使之远夷臣民,不敢背叛。如不得茶,则病且死,以是羁縻之,实贤于数万甲兵,此制西番以控北夷之上策也。”

茶之所以能成为无形长城,是因为它使不同信仰、不同文化的不同民族之间渐渐形成了一种想象的共同体,或许可以称其为中华民族的自我认同感。这种认同感才是真正的无形屏障,它远远胜于任何具体的防御器械、防御工程。

当英属印度入侵我国西南边境时,正是这种无形的屏障使得藏族同胞拒绝购买印度茶叶。茶马古道的精神性作用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茶马古道是我国道路最崎岖、地理状况最复杂,迄今为止西部文化原生态保存最完整、最丰富的一条民族文化走廊。故其文化价值在如今的社会远超其政治、经济方面的价值。

不管古代还是现今,常年在茶马古道上行走的“背夫”、“马帮”、赶马人、茶商一如既往。他们代表着茶马古道的精神,那是一种不畏艰险、勇于开拓的精神;是一种“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精神;是一种致力生活,开放包容的精神。这种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直至现在也仍然激励着一代代中国青年。

同时,“茶马古道”也是我国学术界自己提出的学术概念,是学术本土化实实在在的举措,成为跨学科进行“西南研究”的重要话语之一。这在西方掌握学术话语权的世界历史学术界,是一个良好的开头,我国学术界应更致力提出自己的学术话题,以在世界学术界,开辟中国的一席之地,使得中国学术在世界学术界释放自己的光彩。

参考文献:

1.(明)杨士奇等,《明太祖实录》卷251。

2.(清)张廷玉,《明史·食货志四·茶法》,卷80。

3.林隽,《西藏归程记》,载吴丰培辑《川藏游踪汇编》,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106页。

4.(明)杨一清,《关中奏议》,卷三。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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